章节目录 二十世纪新史外传:第三十一节 纪人物(25)

文 / 秦时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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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增新(1864~1928):字鼎臣。云南蒙自人。1888年中举,次年联捷进士。初署甘肃中卫知县、河州知府,1900年任甘肃提学使兼武备学堂总办。1907年入疆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兼督练公所参议官。1911年升任镇迪道兼提法使。中华民国成立后,被袁世凯任为新疆都督兼民政长,拥护袁世凯称帝,并受封一等伯爵。袁死后,长期担任新疆省长。杨主政新疆先用以柔克刚的“和平谈判”手段,取消在辛亥革命中成立的伊犁临时革命政府,以新疆都督兼行伊犁将军事;嗣后派兵击败帝俄侵略军,平息乱事,改阿勒泰特区为阿山道,完成了新疆的统一。杨在新疆十七年,笃信李聃“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奉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整顿吏治以“消患未萌”,裁减兵员,奖励垦荒,提倡封建迷信,阻挠兴办学校和传布科学文化,鼓吹“纷争莫问中原事”、“浑噩长为太古民”,以闭关自守和愚民政策统治各族人民,使新疆地区各方面均停滞不前。对于不时觊觎边陲的外国侵略势力,则折冲肆应,力求自保,维护了边疆的和平。1928年他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易帜归附,7月1日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职。同年7月7日被政敌刺杀。著有《补过斋文牍》、《补过斋日记》、《读易学记》等。

    俞同奎的交往,据他回忆说,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达大度之人,真可谓古之罕有,今亦绝无!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李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浮先生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

    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948年,国共战事日激,国民党节节败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广州郊外化龙乡黄民庸家。全国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专心治学,但又心存疑虑,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这位时贤大哲。

    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

    熊十力抵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先生心情甚为舒畅。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然而,在狂飚数起的中国当代社会中,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头书斋。他的著作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评,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发发自危。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紧的日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他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良久呆坐。唯与古圣先贤如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等心仪神交,稍可慰藉。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足可表达其晚年心境之凄谅!

    左倾之风愈演愈烈,批斗运动亦步步升级,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旷古绝后的人间浩劫。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更悲惨的是,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家被抄了,人被批斗,人妖颠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万物萧杀。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没有人对他口中所念有丝毫的惊异。于是,这位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残酷地淹没在一个残忍地践踏文化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浊流之中。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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